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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馬古道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作用——以木氏土司與茶馬古道關系為例

    發布時間:2022-05-18 作者:楊杰宏 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中國民族教育》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是個歷史的范疇,它是由眾多民族在歷史長期的相互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逐漸沉淀生成的,這種交往交流交融包含了政治、經濟、文化、宗教、藝術等多元內容。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反作用于經濟。經濟間的交流是促進不同民族相互認同、融合的物質基礎,而政治、文化、宗教等上層建筑對經濟間的交流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歷史上的茶馬古道不僅是一條商貿通道,也是一條文化交流通道,這條古道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尤其是對青藏高原及西南地區的各民族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茶馬古道歷史悠久,橫跨區域大,涉及民族多,本文僅以麗江木氏土司與茶馬古道關系為例來說明這一主旨。

    茶馬古道概念及區域歷史關系

    茶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邊疆的茶馬互市,興于唐宋,盛于明清。茶馬古道分川藏、滇藏兩路,連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錫金、尼泊爾、印度境內,直到西亞、西非紅海海岸,是古代中國與南亞地區一條重要的貿易通道。

    從茶馬古道的歷史來考察,居于青藏高原的藏區是茶馬古道的興起之源,藏區特殊的雪域氣候地貌決定了與內地,尤其是周邊區域之間的經濟互補性,楊福泉在《唐代以來茶馬古道上的納藏貿易》提到,“向藏區輸出的主要有氈、布、棉綢、砂金、樸硝、鐵、金、銀、麗江馬和茶葉;從西藏輸入的主要有蟲草、貝母、鹿茸、麝香、紅花、黃連、綠松石等”。其中茶葉是藏民的生活必需品,酥油茶成為藏民飲食民俗的突出代表,藏民稱茶葉為“血”“肉”“生命”,從中反映了茶葉在藏民生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藏區與內地的經濟貿易又與南詔、大理、歷代中央王朝之間的政治、軍事、文化關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即使在政治對立、軍事沖突時期,民間的、區域的、民族之間的經貿、文化交流一直沒有隔絕,這種長時期的相互交流,深化了對國家及中華民族的認同,同時也推動了茶馬古道的不斷拓展、延伸。

    滇、川、藏三大區域為茶馬古道的核心區,而麗江剛好位于這三大區域的交匯區,凸顯了在茶馬古道上的特殊地位。麗江與茶馬古道之間有著深刻復雜的歷史關系,這一歷史關系對茶馬古道的形成、拓展、興盛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木氏土司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

    元代以前,麗江一直處于南詔、大理、吐蕃的地方政權之間的博弈空間中,加上長時期的內部紛爭,難以形成統一力量。同時,這一時期,地方勢力間的割據紛爭也不利于茶馬古道的有機聯系。所以,唐宋至元的漫長歷史時期,茶馬古道雖已成型,但未能得到有效拓展。

    元朝以來,云南、西藏納入中央王朝統一版圖,麗江木氏土司在此期間不斷蓄積實力,成為雄控滇川藏交匯區域近500年的一方霸主。木氏土司依恃中央王朝不斷經略藏區,使其勢力范圍擴張至昌都、巴塘、里塘,在藏區扶持藏傳佛教、引入先進生產技術,使這一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獲得長足發展,結束了以往互不統攝、戰亂不斷的局面,使其成為一方“凈土”,客觀上大力推動了茶馬古道的發展與興盛,成為繼續開拓茶馬古道的主要力量。

    文化興路:木氏土司的多元文化政策及影響

    政治上的統一并不意味著境內的和平安定,文化思想的交流融合是長治久安的關鍵因素,而統治階層的思想文化政策是促進區域安定團結的重要保障。木氏土司的多元文化政策為茶馬古道的通暢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

    明末木氏勢力擴大了許多,東北面已達四川雅礱江流域,北面達巴塘、理塘、昌都一帶;西面達今緬甸恩梅開江一線。木氏土司在藏區大力扶持藏傳佛教,興建了許多著名寺院。1614年,土司木增親自主持刊印藏文佛經大典《甘珠爾》。這部108卷包括1000多篇文獻的經典歷時9年才得以完成,史稱麗江版《甘珠爾》。如今,這部經書已是拉薩大昭寺的傳寺之寶。同時,大量的納西族也遷移到這些占領地區,以鞏固木氏統治地位。這些活動客觀上促進了麗江與藏區的文化融合。趙心愚認為:“由于割據與封閉被打破,滇西北與康巴南部地區逐漸成為互補性很強的傳統經濟區域,納西族地區與康巴地區的經濟文化交往空前增多,麗江對相鄰康巴地區的經濟文化輻射力也因此增大,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對康巴文化的形成發展有所影響?!闭驗橛兄@樣深厚的歷史關系,藏族和納西族成為推動茶馬古道上經濟和文化交流的關鍵動力之一。

    木氏土司對麗江周邊各族土司采取了政治聯盟、文化結盟的軟性政策,如木氏與鶴慶、北勝、鄧川、蒗蕖、蘭坪、順州、姚安、通安等土知府、土酋通婚,擴大自己的影響。同時,通過捐資建寺、修志刻書等方式促進雙方文化交流。木增在位時捐資興建了雞足山上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寺院——悉檀寺,同時興建了“華嚴閣”“一納軒”,木靖捐建了“尊勝塔院”。木增在位時,聘請徐霞客修《雞足山志》,還捐資把珍藏在雞足山的佛典《華嚴懺法》42卷送到蘇州精刻,并請著名學者錢謙益作序,精印后贈送江南各寺院。因此,史稱“山中修建功德,以增為最”。另外,在大理境內的鶴慶、劍川等地也捐建了龍華寺、云鶴寺、光明寺、尊經閣等佛教建筑。

    明清歷代木氏土司對漢文化的學習、引進一直率先垂范,孜孜不倦?!睹魇贰贩Q:“云南諸土司,知詩書,好禮守義,以麗江木氏為首?!蹦臼贤了驹诰硟刃藿艘幠:甏蟮母?、三清殿、皈依堂、覺顯寺、護法堂、萬德宮、珊碧院、光碧樓、寒潭、大覺宮、大寶積宮、琉璃殿、玄天閣等漢傳佛教、道教建筑,在木府內建有萬卷樓,“樓中凡宋明各善本以數萬卷,群書鋟版亦能備其大要?!鼻 尔惤尽氛f:“增又好讀書傳,極群籍,家有萬卷樓?!蹦驹鲇小稒z書》詩云,“萬卷渾如鄴架藏,清藜小閣滿云香”,生動地描畫了“萬卷樓”藏書之富。同時在雞足山華嚴寺、永勝靈源寺、觀音寺、藏經樓,以及芝山解脫林等寺宇中也收藏了大量經書。

    木氏土司這種對待多元文化的態度影響到了麗江的文化,如麗江壁畫的表現題材融合了藏傳佛教、漢傳佛教、道教等多元宗教內容,藝術上融會了中原傳統技法和藏族、納西族的繪畫風格,成為各民族團結友誼的結晶。

    木氏土司作為中央王朝的忠實官吏,始終站在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大局上,為國家的穩定,民族的進步、團結作出了突出貢獻。在民族、宗教問題上實行了求同存異、兼容并蓄、和合共榮的政策,在藏族、納西族、白族地區實行和而不同、共榮共生的民族宗教政策,從而形成了這一區域多元文化特色。木氏土司本身熱衷于學習漢文化,涌現了“木氏六公”為代表的作家群,這種風氣深刻地影響、滲透到納西族的民間,引發了納西族傳統文化的重大變遷。木氏土司這種開放進取、與時俱進、兼容并包、保境安民的執政理念在促進滇西北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也為茶馬古道的可持續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木氏土司對拓展茶馬古道的歷史貢獻

    從區域版圖上看,內地到藏區線路也并非僅途經麗江的一條,除了川藏線,從滇西南的產茶區出發,經怒江、緬甸都可抵達藏區,且多為直線距離。事實上也存在著途經普洱、大理、六庫、福貢、丙中洛、五里進入藏區的另一條滇藏茶馬古道,但其作用不抵途經麗江的滇藏線,且只是近代形成,沒有成為主干道。

    為何麗江成為滇藏茶馬古道的中轉站?關鍵一個因素是歷史上長期積淀而成的政治、文化關系使然。內地的不少馬幫、商客因氣候、文化、心理等因素視藏區為危途,到麗江就沒有繼續北上,而藏族馬幫也把麗江作為終點站。麗江在歷史上一直是漢、藏文化的邊界,藏傳佛教傳播到麗江就無力南下,漢文化也傳播到麗江后就滲透力減弱。

    木氏土司統治滇西北的近5百年歷史期間,首先,在較長時期內達成了穩定的政治格局,為茶馬古道的拓展、深化提供了可靠的政治環境;其次,在其統治區域內革除阻礙社會發展的奴隸制度,實行封建經濟制度,使這一區域的經濟社會獲得了長足發展,尤其是以麗江古城為中心的滇西北經濟圈的形成,深化了滇、川、藏之間的經濟聯系,從而極大地推動了茶馬古道的可持續發展;再其次,在文化上,木氏土司實行開放、包容、和合的政策,加強了不同民族間文化的交流、融合,形成了互信、互尊、互助的民族關系,為茶馬古道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有機的文化紐帶;最后,歷代木氏土司自身“知詩書,好禮守義”,始終維護國家的統一、邊疆的穩定,促進了這一區域各民族與國家的有機聯系,深化了對國家的文化認同。

    小結

    可以說,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與發展的,它與歷史上各民族長期的經濟、文化、政治等交往交流交融有著密切的關系,這種交往交流交融有個從本民族內部到與其他民族之間,從本土到周邊區域,從周邊區域到國家乃至國際范圍的發展過程,在這個交往交流交融范圍與程度不斷擴大、深化的歷史進程中,歷史上的一些有政治眼光、進步思想的民族領袖、地方土司曾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馬曜認為,“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由地域性的內部統一走向全國性的大統一,是中華民族形成的一般規律和必然趨勢”。這一觀點在茶馬古道上民族關系的形成過程中可以得到證明。漢族、藏族、納西族、白族、哈尼族、傣族、布朗族、彝族、基諾族等西南各民族之間在歷史上的友好往來推動了茶馬古道的開拓與發展,并通過這一古道上的政治、經濟、文化的長期往來,沉淀生成了區域民族共同體關系,客觀上保障了茶馬古道的暢通。茶馬古道成為不同民族文化圈之間聯結紐帶與文化認同的催化劑,促進了區域間的民族交融,深化了國家認同,有力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

    (作者楊杰宏,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民族教育》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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